卡普兰在OpenAI时期的核心工作,是和坎德利什、达里奥一同研究缩放定律(scaling laws),也就是AI模型能力随数据、算力增长而提升的规律。这项研究塑造了整个AI行业如今的模型开发思路。
知情人士透露,几位创始人当初甚至纠结过:到底要不要成立营利公司,还是效仿欧洲核子研究中心(CERN),打造类似科研机构的组织形态。不少人对创办盈利性企业心存疑虑。

今年2月在印度班加罗尔举办的Anthropic开发者峰会。公司章程写明,目标是“负责任地研发、维护先进人工智能,造福人类长期福祉”
最终他们意识到,运行大模型需要巨量资金,于是选择设立一家公共利益公司(PBC)——这类企业在追求股东回报之外,法律上还要求考量自身对社会的影响。
接近创始团队的人士称,七人至今在公司内影响力巨大,私交紧密。他们仍会定期相聚,在旧金山一家光顾多年的中餐馆交流心得。几人还有不少共同点:创办公司后多位成员养育了子女,不少人曾经或是现在是素食者。
阿莫代伊兄妹执掌Anthropic,核心权责分工明确:达里奥负责定调长期愿景,撰写长篇公开文章指引公司方向,同时深耕技术研发;他只有一名直接下属,即幕僚长。
丹妮拉则负责公司日常运营,管理其余高管团队与全部业务线,覆盖研发、工程、政策、传播。多名熟悉二人的人士称,在公司内部,丹妮拉很好地平衡了哥哥的风格,人际沟通能力、情绪感知能力更强。
招股S-1文件显示,七位创始人持股数量大致相当,并且全部保留核心高管岗位。克拉克承担对外政策沟通角色,自称“AI维基百科”;他依托记者背景,把复杂技术、棘手的AI伦理议题转化成官员与普通公众能够理解的内容。
奥拉负责模型可解释性方向,聚焦底层技术与基础科学;他近期到访梵蒂冈,出席教皇利奥十四世AI通谕的发布仪式。教皇在这份重要文书中呼吁,依靠监管、限制AI用于战争,给AI“去军事化”。
Anthropic首席算力官汤姆·布朗主要负责协调算力资源对接。有消息称,此前达里奥·阿莫代伊和五角大楼官员埃米尔·迈克尔产生矛盾,导致公司和特朗普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,正是布朗出面斡旋,修复了双方关系,化解了针对公司模型的限制风险。
招股文件同时写明,本杰明·曼是第八名加入公司的员工,外界常把他视作联合创始人,但他并不在这个投票权联合体之内,不参与这套创始人投票机制。
七位创始人将决定公司未来走向。这套独特治理架构的顶端,是长期受益信托(LTBT, Long-Term Benefit Trust):信托自行遴选受托人,一般有权任免七名董事中的四名。
信托对第四个董事席位(决定性一票)的控制权设有约束:该席位任免,必须取得提名委员会同意,丹妮拉是提名委员会成员。此外,达里奥、丹妮拉二人,无法被LTBT从董事会罢免。
S-1文件写明,七位创始人将设立一家创始人有限责任公司(Founder LLC),这家实体拥有足够投票权,提名董事会三名董事。
这份控制权,也让他们对重大事项(包括未来收购)拥有决定性话语权。在创始人有限责任公司内部,七位创始人每人一票,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大部分决议。
这套机制的前提,是创始团队长期保持团结,公司才能平稳运转。
耶鲁管理学院金融与创业学教授马松表示:“他们固然都认同AI安全的目标,但在模型上线时机、预算规模、进入哪些市场这些问题上,依然可能产生分歧。
“这类分歧会直接影响管理与控制权。当社会各界对AI的看法持续分化,他们如何处理内部矛盾,将会至关重要。”
责任编辑:刘明亮